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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黄牛”改头换面蒙骗法盲当事人

  来源:上海劳动纠纷律师  时间:2016-12-19 17:33:09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新近完成的一项调研表明,“诉讼黄牛”(以“人身伤害索赔”为主)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在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同时,也扰乱了正常诉讼秩序和社会秩序。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范了公民代理,从法律源头上遏制了 职业公民代理 的畸形生存空间,对公民代理异化的矫正效果已初步显露。但基于 职业代理人 规避方式多样,法院甄别审查难度增加;法律规定相对简单,审查标准难统一,审查方式不明确等多种原因,诉讼黄牛仍然有其生存空间。”浦东法院民一庭庭长俞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从2013年1月到8月浦东法院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类型的分布情况看,新民诉法实施后,诉讼中“无委托代理人”的当事人比例上升了11%;在委托非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当事人中,“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的比例由63.4%升至75.0%,而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关系不明的比例由10.3%降至1.3%。

  显失公平钻的是当事人不懂法律的空子

  年过六旬的苏沁(化名),因一起交通事故与“诉讼黄牛”打上了交道。

  “我骑电动自行车在一个岔路口被小汽车撞伤后住进医院。在医院里,就有人向我散发广告,说是有资格、有关系和有能力代理我处理交通事故索赔事宜。”

  苏沁是个法律“门外汉”,再加上年纪大了,他觉得自己没精力去和交通肇事者展开“索赔拉锯战”,倒不如委托给专业人士代为主张权益。

  他与上海某咨询公司顺利签订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支付咨询公司基本受理费1000元,律师费、诉讼费6500元,在结案后支付原告3500元,其他无涉。苏沁支付了相关费用后,还向咨询公司交付了自己的身份证等资料。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该咨询公司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委托律师向上海市某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赔偿金等125069.12元。

  而后,咨询公司领取了所有执行款项126369.82元,仅将其中的57754.20元交给苏沁,余款58815.62元则作为服务报酬全部据为己有。

  “如果不是我坚持索要判决书的话,恐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法院总共判决了多少赔偿款。”苏沁说。

  看到判决书后,苏沁觉得自己上当了,“我要求他们返还剩余的执行款项,他们不给。他们就是利用了我的轻率和无经验,导致我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委托合同,且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服务报酬数额过高,与他们为我所提供的服务不构成对价,对我显失公平。”为此,他将咨询公司告上法庭。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另一方没有经验、轻率,致使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自己如何主张赔偿权利,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根据被告的广告,被告对外声称其工作人员系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公安、司法机关退休人员、保险专业人员、专业医师和车辆维修、定损公估等人士组成。相对于原告而言,被告更具有优势。原告实际获得的赔偿款明显低于被告获得的服务报酬,原、被告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经济利益严重失衡,违反公平合理的原则。原告现主张撤销该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被告理应返还原告52000元。”该案主审法官说。

  甄别困难认定诉讼代理人缺少细节依据

  浦东法院经过调研,发现案源易取、利益驱动,是“诉讼黄牛”持续存在的直接原因。

  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有的“黄牛”在各交警支队旁设点,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找当事人,劝诱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有的“黄牛”在各医院旁设点,主动与受伤当事人沟通,骗取当事人信任。

  “ 黄牛 对于案源的取得容易,而取得案源后,无论是其自己以公民代理身份进行代理,还是其委托其他律师代为出庭,均有巨大的利益差价空间。”俞波告诉记者。

  而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赔偿标准不一,是“诉讼黄牛”存在的社会原因。记者了解到,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较为专业,赔偿项目相对较多,且针对不同的责任、伤害程度以及户籍,有不同的赔偿计算方法,许多当事人并不了解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才会轻信“黄牛”。

  此外,目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仍采取城乡二元计算标准,城镇标准超出农村标准一倍,差异较大。实践中有“黄牛”向当事人许诺更多赔偿,并通过制作虚假居住证明等方式寻求非法利益。

  据浦东法院民一庭法官万发文分析,从实践经验看,“黄牛”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比例收取定额佣金,即根据事故认定情况对诉讼标的进行估算,根据诉讼标的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佣金;二是买断赔偿额度,即对赔偿金额进行估算,利用当事人缺乏专业知识,承诺支付或预先支付一定钱款总额给当事人,而将诉讼的全部赔偿额作为对价。“黄牛”支付的赔付与当事人应得的赔偿金额差距较大,赚取大额中间利益。

  而除了对诉讼当事人的利益直接构成侵害之外,“诉讼黄牛”对于诉讼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危害也很大。例如,为了获取更高的赔偿额,黄牛通常会对于三类案件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提供虚假居住证明材料,让农村籍当事人按照城镇标准获得赔偿;提供虚假误工证明,获取超额误工损失;干扰伤残鉴定,影响鉴定意见对于伤残等级的认定。弄虚作假给人身伤害类案件的证据审查带来了较大的困扰。

  “在新民诉法禁止 黄牛 进入诉讼途径后,仍可能存在 黄牛 准备相关材料,律师仅仅出庭应诉的情况,实践中提供不真实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仍然存在。”万发文说。

  新民诉法取消了“其他经人民法院许可的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并对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作了列举式规定。然而,“诉讼黄牛”也开始改头换面,“职业公民代理人”以各种方式包装自己,试图通过改变身份类型达到规避审查的目的。对比浦东新区法院2012年劳动争议案件的53名疑似职业公民代理人名单,2013年的代理量虽大幅减少,但其中仍有12人以多种身份在36件民事案件中继续担任代理人。

  俞波表示,这充分反映了代理人资格审查的复杂性,“一方面不能排除原职业公民代理人现实身份发生了正当转变,如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为近亲属代理等;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代理人通过临时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少量社保,或以当事人社区及单位推荐方式,甚至冒充当事人近亲属来规避审查。”

  新民诉法对诉讼代理人的规定较为原则化,在操作中缺乏细节依据,如针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本辖区”范围界定、近亲属的认定标准、工作人员的范围、社会团体的推荐资质等等,均没有相应的有效规范依据,造成法院审查过程中标准难以统一。

  此外,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审查过程如何启动、如何进行,法律规定均不明确,问题较多,如:法院不认可代理人资格的,其是否可提出异议;是否可就对方当事人代理人不适格为由提出上诉;对代理人资格的审查瑕疵是否构成二审改判的原因;审查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等等。另外,目前操作中,代理人资格审查主要采用口头方式在正式庭审前进行,只有极少数案件存在书面记录,不利于代理人审查的规范化以及相关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遏制方式建立内部联网查询制辨认黄牛

  如何有效遏制“诉讼黄牛”现象?

  浦东法院研究室徐劲草法官认为,建立规范化、常态化、可持续、能操作的诉讼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审查机制是实践探索的重点。并坚持广泛联动的审查方式,加强同公安、民政、社区、司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当事人本人及其他有关组织的联系,多方联动,确认代理人资格。

  徐劲草表示,尽快建立起联网化的内部名单查询机制是有效手段。80%以上被法院告知不具备代理人资格的公民代理人,均能在法院近年案件中找到大量代理记录,因此,在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等相关部门,以及各区域司法机关之间建立关于公民代理信息的内部名单查询库,是监管非法公民代理的有效手段,可以帮助法院快速、准确识别“职业公民代理”。

  对于高频次、经常性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诉讼代理活动的公民代理人群体,加强监管和审查力度,防止出现在甲法院无法代理而在乙法院照常代理的情况,对于经法院审查不准许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名单,同样实行内部查询和通报,以掌握“职业诉讼代理人”的最新动态,及时、有效矫治。

  还应依法严肃处理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秩序。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强化对妨害诉讼行为的处罚,审判人员对弄虚作假行为严重者应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实质性处罚,严惩诉讼不诚信行为,对于构成犯罪的伪造证据行为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诉法的修改从法律层面遏制的“职业公民代理”的通道,却无法遏制低端案件的庞大代理市场。若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自身又缺乏诉讼能力,在诉讼中就较为被动,因此,建立广覆盖的法律援助联动机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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